范仲淹景祐兴学与江阴重修文庙 |
说起范仲淹,很多人会想到他的《岳阳楼记》,同样会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如今,岳阳楼和严子陵祠都因为范仲淹的千古文章而名闻天下。然而,范仲淹为江阴文庙撰写的《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一文却知者寥寥,江阴文庙也没有因为这篇文章而拥有与岳阳楼和严子陵祠相同的威名——但是他们同样见证着一段意义非凡的历史。 一、范仲淹兴学 气势恢宏的《岳阳楼记》,写于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虽然这是一篇应滕子京之邀为岳阳楼重修所写,但实际上可以视为范仲淹对“庆历新政”的一次总结,也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怀的一种抒发。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奉诏入京,出任参知政事,建议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以谋改革。这次革新,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也得到了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协助,“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虽然庆历新政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就草草收场,但他的影响还是深远的。特别是在此期间掀起的“庆历兴学”,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学校,有官学、私学之分。官学主要有两个级别。 一、国学。也称国子学、国子监、太学等,是中央的最高学府。 二、府学、州学、县学。即各级地方上的学校。 庆历新政期间,宋仁宗下诏兴学:“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这次自上而下的兴学起到了空前的盛况——“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马端临语)。”庆历以前州县学校很少,庆历以后“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有人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就是指庆历兴学说的。庆历兴学对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范仲淹之所以敢于在庆历新政期间,大张旗鼓地兴学,并取得全面成功,这与他在景祐年间在苏州兴学积累的经验是密不可分的。 景祐元年(1034)下半年,范仲淹便奉命移知苏州,在苏州一年多的岁月内给故乡桑梓之地留下了不少政绩,最为后世所传颂的,是他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在南园购地创立了府学。南园本是五代钱元璙的别墅,后又为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所筑。利用南园的一隅,范仲淹原先想建造私宅,后来请人看风水,风水师告诉他,在这里居住的家族,其后代必然通过读书而发达。范仲淹考虑到“吾家有其贵,敦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我的家族自然有其应有的尊贵,如果让天下的读书人都在这里接受教育,让他们一起发达,那样的尊贵才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当即决定——舍私宅、办公学——这就是著名的苏州府学,现在的苏州文庙与苏州高中的前身。景祐兴学由此展开,地方办学由此发端。 景祐兴学虽然比不上庆历兴学的影响之大,但他是由范仲淹亲自操持的,工作更为细致,持续时间也更为久远。可以说,景祐兴学是庆历兴学的前奏,正式因为范仲淹在景祐兴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使得庆历兴学能够如此顺利地取得全面的成功。 二、范宗古重建江阴文庙 根据光绪《江阴县志》的记载,江阴在景祐年间,也有兴学的举措:“军故无学,初建庙于观风门外,学者肄习其中,后知军范宗古以邻郡狱,卜千军治之东南(原注:景祐三年,范文正祀之)。” 范忠古《宋史》无传,生平事迹不详。但在《志》篇中有“仁宗天圣四年……详定知广安军范宗古奏”,由此可知,范宗古在江阴卸任后,又曾担任过广安(今四川广安)知军。另据光绪《江阴县志·职官表》记载,范宗古为山西高平人。 熟悉范仲淹的人应该知道,范仲淹撰文,经常署名“高平范仲淹”;同僚常称范仲淹为“高平”、“高平公”;范仲淹的学生又自称“高平门下”,并因此形成一个学术流派——高平学派。应该说“高平”与范仲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范仲淹后人范祥科考证,与范家有关的以“高平”命名的地方历史上曾有七处:宁夏固原县,史称“高平郡”,是范姓祖籍;山西高平市是范仲淹续妻曹氏家乡;山东昌邑县,西晋时曾称“高平郡”,范姓祖先曾避难于此;山东邹平县,古称“高平县”,范仲淹继父朱文翰曾在这里为官;江苏苏州市“高平里”,是范仲淹父亲范墉出生地;河北正定曲阳桥乡高平村是范仲淹母子出生地;河南伊川县“高平陵”,是范仲淹母子墓地;而范仲淹母子共同出生地、范仲淹父母结婚地则是河北正定高平村。 无论如何,范仲淹与范宗古份属同宗,又都和山西高平有联系,两个人的关系还有可能很亲近。如此说来,范宗古请求范仲淹写一篇《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范仲淹在苏州兴学、范宗古在江阴兴学,前赴后继,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吻合的。 根据《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记载,江阴原有文庙,庙址在观风门(江阴城南城门)外,士子都在那里学习。当时江阴的行政建置为“军”(略相当于今天的省辖市),知军范宗古到任后,认为文庙与监狱相邻,有辱斯文,于是请来风水先生,重新找了一块宝地,将文庙迁往军治(市政府)的东南侧。 范仲淹对范宗古赞赏有加,原文曰:“成均博士范公宗古之守江阴也,谨明明,挺至诚,黥豺狼之凶,礼刍尧之善。废典皆举,积诉咸辨。清风以下,人则笑歌;阳春之来,物自鼓舞。”成均博士即国子监教官,由此可知范宗古与范仲淹一样,也是一个博学鸿儒。 范宗古在景佑三年重建江阴文庙兴学的善举,得到的当时以及后世的肯定与赞誉。范仲淹的《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首开风气,其后的历代《江阴军志》、《江阴县志》,以及《绍定重修学记》、《重建明伦堂记》等,都不断地提及范宗古,将他作为江阴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将他在景祐重建江阴文庙的善举作为一件重要事件。 三、《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风格 《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未见于明代刊行的《范文正公集》,但再历代《江阴军志》、《江阴县志》中都有收录,新近出版的《范仲淹全集》也收录了这篇文章。虽然还有人怀疑此文并非出自范仲淹之手,但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仍从其旧,认范仲淹创作《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为真实,分析此文的风格以及范仲淹的情怀。 对比范仲淹先生的另外两篇名篇《岳阳楼记》和《严先生祠堂记》,从文章风格上看,都与《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有相通之处。 比如说,《岳阳楼记》开篇即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也记述范宗古守江阴事,并在最后交代“命仲淹书之以识其实”。 再比如,为了描述严子陵与光武帝的德行,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用《易经》的爻辞来说明问题:“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而在《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开篇,更是大量化用了《易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的内容:“吾夫子之道也,用则行,而天下治;舍则藏,而天下乱。得其门者,若登其泰山;涉其流者,若示诸泗渎,钻仰何待,隆喴以时。得者得之,失者失之,譬覆载之仁,无待于报,照临之明,不求其助,荡荡乎唯道为大,如斯而已者也。若夫衮其服,庙其神,岂吾圣之心哉?盖后之明王,尊道贵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礼,享之于太学,昭斯文之宗焉,仍命五等咸得祀之。”范仲淹所创立的高平学派治学泛通“六经”,尤重于易学。《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的开篇,确实有范仲淹行文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和《岳阳楼记》都创作于范仲淹失意之时。纵观范仲淹一生,应该说是几度沉浮。 《岳阳楼记》创作于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庆历五年,范仲淹被贬那州,是年冬,范仲淹因年迈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欧阳修贬去滁州,滕宗谅(即滕子京)贬在岳州,尹洙则流窜筠州。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科进士,还是一起为庆历新政尽心尽力的同僚,又一同被贬。所以,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时,实际上寄托了无限的深情。一句“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意味深远:一方面是在为滕子京的被贬辩白,当然也是为自己辩白;一方面则告诉他人,滕子京是在干出一番成绩之后才“重修岳阳楼”的,堵住了悠悠之口。 相对而言,范仲淹在创作《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时要平和得多。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上书言事被贬饶州,因为范仲淹几起几落,所以这次到都门外送行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经三次光耀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品吧!”如果说,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多少还抱着“同病相怜”的怨气的话,那么他创作《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时,更多的是“同气相求”的和气。不难想象,当范仲淹知道范宗古在江阴兴学,并取得成绩时的喜悦。,并取得成绩时的喜悦。因为他知道,在地方政府兴学,还有人与他唱和。 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称“范仲淹是真正的儒宗儒行”。他提拔课富弼、石介、狄青等能臣良将,奖掖了张载等大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言传诵千古。岳阳楼、严子陵祠都因为他的妙手文章而被天下人所熟知。他为江阴文庙重建而撰写的《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同样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以礼治天下”的儒家思想。这篇文采斐然的文章,足以将江阴文庙提升到与岳阳楼、严子陵祠等量齐观的知名度。
主要参考资料: 廖志豪:《范仲淹与兴学育才》 赵统:《江阴书院史话》,黄山书社 徐华根:《江上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贡振亚(江阴文庙) |